市場經濟浪潮中，民商合同是常見的文件和固定雙方權利義務的載體，由此而生的合同欺詐也不乏其例。那些善良的公司老板、經辦人，因為大意、不警惕，帶來的必然是被欺詐、損失慘重。之后，如果不能一笑而過、心意難平，無論是否謀求法律的干預，往往心力俱瘁、長期壓抑，讓受托律師也為之動容。若理論一番，直接行使法律規定的撤銷權，多受證據的限制，勝算無多，除此之外，律師能幫的空間又還有多少，在此僅拋“石”引玉。 J老板的五金公司是當地業內常青樹，2021年6月，J瀏覽..時，淘到一家“一站式采購”的五金設備公司，跨省考察到對方的外在光鮮，商定先購進數十萬元貨品。回家轉款后的第二日，對方發來打印好的《合同書》，因為J老板對對方此前的發貨承諾深信不疑，加之合同“購貨定金、返利、補貼”條款繁瑣、費解，字體也小，便予簽章發還。據J老板所述，其此后僅迎來對方一批6萬元“免費”貨品，再就是幾名“老師”、“經理”、“售后”輪換接待，要求再進巨額貨品才會對應較低比例退還已付數十萬元“貨款定金”，否則拒絕供貨，當然也未兌現承諾的其他多項義務，卻提示可再“免費”供1萬元貨，但J要簽署“不得作出有損其商譽言行”承諾書的要求。 J老板幡然醒悟、斷然拒絕，開始尋求法律幫助。律師與同事深知訴訟風險所在，與委托人、法院均進行了充分溝通，圍繞雙方的《合同書》、買賣合同的案由，起草了相對包容性訴狀，一是因受欺詐背景請求撤銷，二是以符合合同約定自動解除情形，要求退還已付款。訴訟前后，在受欺詐證材一再受限的情況下，主要堅持要求對方退款。法官調解退款、知難而上，訴訟仍在路上。 當商事主體被欺詐后，除了想當然的直接行使撤銷權外，若合同未終止，可嘗試在解除合同方面尋求突破，我國《民法典》對合同解除的處理、《九民紀要》對僵局解除的適用等規定，都可能會對我們有所助益。同時，面對那些精心設計、成熟且模式化的締約過程、合同，以及委托人事后收集被欺詐的證據難度之大不難想像，而相比較支持和駁回撤銷合同，承辦法官的辦案壓力、所需精力之懸殊也不難想像。 2020年6月，H老板的H公司分包了央企..萬濱海地下管廊工程，為此承租施工設備時被對方調包欺詐。朋友介紹的設備商W某找到H老板，其往返兩次、先后僅差個把小時，分別持XJ、BY兩家公司公章與H簽訂了兩份合同，解釋為XJ公司不好開票，合同內容未變，實則雷同。H同樣是善意相信對方的情況下，對BY公司合同同樣予以蓋章、后支付定金、簽收設備并使用完畢后返還，W也提供了部分BY公司發票，雙方最終結算時，原相畢露，說好的以重量計費，即“理計單支重”，但浩繁的表格中關鍵的一欄，后者BY合同單重增加了三成，直接導致H公司要多付數十萬元租金。H老板要求重新結算不久便收到了BY公司索要租金的法院傳票。律師代理并提出管轄異議獲得支持后，移送管轄時長因疫情拖延，在撤銷權排斥期間即近屆滿時，由準備反訴轉為針對BY、XJ單獨起訴撤銷權訴訟。兩起案件分由兩個法庭的兩名法官承辦，雙方在W起訴H租金的案件中達成了和解。 未終止的合同，無論履行情況，解除或勝、易于撤銷；已終止的合同，未超排斥期仍可撤銷。要注意區分的是，因時間推移而超過合同期限時的合同狀態，是終止還是曾經發生過解除。 無論哪種安排，都是委托人受欺詐后的無奈應對，都應堅持合同相關法律規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合同原則和公序良俗，通過法律干預盡可能止損，結合委托人意見對被欺詐情況作出相應表述，并與訴訟安排相呼應、相支撐。另外，訴訟之余，對方的欺詐言行勢必會收斂、難以持續，第三方明眼人也會從中知曉一定是非，從而凈化市場環境，同樣是委托人目的之一。 轉眼年關又近，窗外寒光泛煙；辦案有如翻山，過后心方敞亮，擱筆之際，不禁又想到：市場如深海，有商機必伴風險，除了法律事后的干預，當事人當時當場的警惕性如能再提高一點，又或者摒棄懶惰的心理，尋求專業審查，一定能篩選、屏蔽掉不必要的諸多麻煩和損失，這或許也是經濟浪潮中，法律專業人社會價值的一定體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