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證程序中的法定事項包括哪些？ 一、聽證程序的基本內容主要是什么？ 1、告知和通知 告知是行政機關在作出決定前將決定的事實和法律理由依法定形式告知給利害關系人。通知是行政機關將有關聽證的事項在法定期限內通告利害關系人，以使利害關系人有充分的時間準備參加聽證。告知和通知在行政程序中發揮著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溝通作用，是聽證中不可缺少的程序，對行政相對人的聽證權起著重要的保障作用。 2、公開聽證 聽證必須公開，讓社會民眾有機會了解行政機關的行政決定作出的過程，從而實現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但聽證如涉及到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聽證可以不公開進行。 3、委托代理 行政相對人并不一定都能自如地運用法律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因此，應當允許其獲得必要的法律幫助。在聽證中，行政相對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參加聽證，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4、對抗辯論 對抗辯論是由行政機關提出決定的事實和法律依據，行政相對人對此提出質疑和反詰，從而使案件事實更趨真實可靠，行政決定更趨于公正、合理。 5、制作筆錄 聽證過程必須以記錄的形式保存下來，行政機關必須以筆錄作為作出行政決定的唯一依據。 二、聽證程序的基本要素有哪些？ 1、聽證的適用范圍 根據新刑訴法規定，該程序所針對的是回避、出庭證人名單、非法證據排除等與審判有關的問題，明確了聽證程序適用對象限于程序性爭議。但具體還有哪些程序性爭議包含其中則沒有列舉，尚待明確。筆者認為，聽證的前提在于程序性爭議的存在，如果沒有一方提出異議，或者對方對于異議表示贊同，則沒有舉行聽證的必要；同時，出于效率考慮，適用聽證程序的應限于那些對控辯雙方訴訟權利具有重大影響的程序性爭議。 2、聽證的啟動 新刑訴法規定審判人員可以在開庭以前召集控辯雙方就與審判相關的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也即將程序的啟動權賦予了審判人員，而控辯雙方作為爭議事項的利害關系人，能否有權啟動這一程序則沒有明確。控辯雙方作為程序性爭議的當事人，與程序性爭議的處理結果有著直接的利害關系，應有權申請啟動聽證。當然，為了方便庭審及關照被告方權益的需要，法官在認為必要的情況下也應有權啟動聽證。 3、聽證的主持者 根據新刑訴法規定，審判人員是聽證程序的召集者和主持者，控辯雙方在審判人員面前發表意見，確立了中立第三方主持聽證的格局。但是聽證程序中的審判人員是否為庭審階段的審判人員，還是專門設立的庭前法官，則沒有明確。立法者在對新刑訴法的釋義中指出，該審判人員可以是合議庭組成人員。不過為了避免庭審法官主持聽證造成的先入為主，建議由專門的庭前法官來處理程序性爭議。結合很多法院開展的立審分離、“大立案”工作模式，可以考慮由立案庭的法官作為程序爭議聽證的主持者。 4、聽證的程序 新刑訴法為審判人員主持下聽取控辯雙方意見的庭前聽證程序提供了初步構架，但具體的程序設計尚有待完善。出于訴訟效率的考慮，建議在維持基本的程序正義要素的基礎上盡量簡化。聽證程序一般可不公開進行，由爭議雙方到場，被告人同意的情況下可不在場，但須有辯護律師。如僅涉及法律適用問題，則采用“對席辯論”方式，一般可以兩輪為限；如涉及重大的事實性爭議，則爭議雙方有權提出己方證人及證據，并有權相互質證。 5、聽證的證據規則 我國新刑訴法也僅針對實體性爭議設置了證據規則，對于程序性爭議裁判中證據規則的運用則沒有任何規定。借鑒英美及大陸法系的做法，庭前聽證原則上應遵循自由證明的理念，不應對證據能力和證明標準設置過于嚴格的要求。在控辯雙方證據的準入資格問題上，一般不適用證據排除規則；在證明責任的分配問題上，應遵循“誰主張，誰舉證”這一基本規則；在證明標準的設定上，應適用一般的“優勢證據”標準。不過，對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問題，應由控方承擔證明責任，證明標準也較一般認定要高。 6、聽證后的裁決 新刑訴法沒有規定審判人員在向控辯雙方了解情況、聽取意見之后是否做出相應裁決，立法者對此似乎也持保守的態度，而這正是區別聽證程序與單純準備程序的關鍵。如果法官召集控辯雙方僅是了解情況、聽取意見，無須對爭議事項作出判斷，那該程序僅是明確雙方爭議、方便庭審進行的準備活動，不具備程序性爭議解決能力，也就不具有聽證程序的功能。因此，構造庭前聽證程序，法官在聽證后應作出專門的程序性裁決，如裁定駁回應說明理由，但內容可以簡化。為保障當事人享有再次救濟的機會，可采用書面的裁定形式。 由此可見，聽證制度是保障公共利益，確保公民依法行使權利的重要制度，目前我國應用的越來越廣泛。聽證程序中的法定事項通常包括告知與通知、公開聽證、委托代理、對抗辯論和制作筆錄等等。行政機關要按照相關程序組織聽證，如果我們發現其有違規行為，可以向有關部門進行反映和投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