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人利用公示催告程序進行詐騙的通常手法如下：（1）犯罪人先以合法方式與銀行承兌匯票的出票人建立交易關系，并以接受對方簽發的匯票為支付方式，以期合法地取得匯票。通常匯票的金額較大，到期日較長，起碼超過四五個月。犯罪人一般會按約履行與出票人之間的合同，以免出票人因犯罪人違約提出止付而暴露犯罪意圖。（2）犯罪人取得匯票后，立刻再與其他人進行交易，并以背書轉讓該匯票為支付方式。犯罪人選擇的交易相對人（即票據的被背書人），通常與匯票的付款銀行不在一個省份，并且與出票人或付款銀行沒有業務聯系。（3）等到交易相對人（即票據的被背書人）履行合同后，犯罪人立刻到付款地的法院申請公示催告，聲稱其匯票遺失、被盜或被搶，要求法院作出除權判決。由于犯罪人是票據關系的當事人，了解票據上的記載事項，并且還能夠得到出票人和付款銀行的證實。由于法院并不能了解其匯票已經背書轉讓的事實，因而必須受理其申請，予以立案。（4）法院通過公告通知利害關系人申報權利，根據民事訴訟法，公示催告的期間不少于60日。但是，由于真正的持票人在其他省份，得知法院公告的可能性非常小，因而不能在公示催告期間申報權利。待公示催告期間屆滿后，法院便作出除權判決，犯罪人便持法院判決向付款銀行要求付款。（5）真正的票據權利人（即持票人）在票據到期后向銀行請求付款時，才發現其票據被公示催告過，并且票款已經被冒領。但是，持票人如果聲稱自己是真正的權利人去追究銀行的責任，銀行是根據法院判決付款，不應承擔責任；如果去找法院，法院是嚴格按照民事訴訟程序辦案，也不應承擔責任；如果去找犯罪人，犯罪人早已逃之夭夭。 現行公示催告程序也有兩個嚴重的漏洞。其一，由于票據轉讓是單方法律行為，真正的持票人自己不主張權利，其他的票據關系人，如出票人、付款人、背書人等，并不知道票據的最終持有人是誰。作為法院，只能通過公告的方式通知持票人申報權利。但是，由于匯票到期日較長，可以長達九個月，而民訴法規定公示催告期間是從立案時起不少于60日，法院的一般做法是90日，其結果是，公示催告程序往往在匯票到期日前結束，也就是在持票人得知其匯票被公示催告時，票款已經被領走。由于犯罪人將匯票轉讓給外省市的被背書人，并且該人再將匯票轉讓給付款地的其他人的概率極小，所以在此情形下，持票人幾乎沒有可能通過公告知道手中的匯票正在被公示催告，往往是在請求付款時才知道匯票被公示催告。其二，在公示催告程序終結時，法院所作的除權判決，應當只是宣告票據無效，即票據權利還是那個權利，只是與原先的物質載體即被公示催告的票據本身相分離，申請人可以持法院判決行使票據權利。但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的通知第233條規定：“判決生效后，公示催告申請人有權依據判決向付款人請求付款。”這就產生三個問題：（1）由于現行公示催告的期間可能短于匯票到期日，除權判決也完全可能在匯票到期日之前生效，而根據該“意見”，申請人有權在判決生效后請求付款，實際上就是申請人可以在匯票到期日之間依判決請求付款。（2）匯票到期日的長短，是票據權利的重要內容之一。不考慮匯票的具體到期日，規定只要除權判決生效即可請求付款，實際上等于確認該判決可以變更票據權利的內容，這違背除權判決的性質。（3）在匯票到期日之間請求付款，意味著出票人蒙受了到期日與支付日之間的利息損失，而申請人得到了這一期間的利息利益。持票人即使無詐騙目的，但其喪失票據后，居然可以憑借公示催告程序謀取額外的利息上利益，顯然與公示催告程序的目的不符。 在不修改民事訴訟法的前提下，可以采取兩個的彌補措施，既不違反現行法的規定，又足以使犯罪人的詐騙活動不能得逞。其一，民事訴訟法規定公示催告的期間不得少于60日，但沒有規定其上限。在實務中，受理公示催告申請的法院可以作如下掌握：公示催告的期間下限不少于60日，但是必須超過票據到期日之后一定期限。由于真正的票據權利人無論是否看到公告，在票據到期時總要提示付款，這樣就可以發現其票據被公示催告，就可以到法院申報權利。因此時公示催告期間尚未屆滿，犯罪人的詐騙意圖就不可能得逞。其二，即使法院在票據到期日之前作出除權判決，也必須在判決中明確規定：申請人必須在票據到期日之后，才可以持該判決請求付款。把除權判決生效日與付款請求日相區別，一來符合除權判決不變更原票據權利的性質，二來保證利害關系人能夠在票據到期日之前票款尚未被領走之時申報權利，從而徹底消除犯罪人利用公示催告程序詐騙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