訊問具有法律強制性，它對雙方都是需要的，這是法律區別于道德等規范的必要條 件。法治社會是一種法律秩序，法律秩序要想同道德秩序一樣人皆自覺自愿地遵循是不現實的。法治社會沒有法律強制性保障，也就沒有法律規范的地位。 訊問強制性是由其法律性對話所派生的本質屬性，沒有強制性也就沒有其法律性。法治是現代社會的價值取向。訊問在法律環境中，客觀地具有因其案情的不同、強制措施的不同、證據條件的不同等而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強制性。法律對話的現實性，趨向于其體現的客觀價值。 此 外，值得一提的是，訊問具有法律性，這法律不僅僅針對涉案當事人，同樣也起到約束訊問主體的作用。比如刑法明確規定訊問人員不能對當事人搞刑訊，違反這一 條就可能涉及刑訊逼供罪，而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包括相關的司法解釋也明確指出訊問不能進行刑訊逼供，刑訊逼供獲得的口供不可以使用。程序法和實體法的雙重保 障使得刑訊逼供對案偵人員而言是一條不能逾越的紅線，這線對他們的強制性同樣內蘊在法律強制性中，它們和訊問所具有的強制性特征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法律 是一把雙刃劍，對訊問強制性也應該作如是觀。 作 為法律強制性的一個分支，對犯罪嫌疑人訊問的強制性，體現在內外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外在可見的執行強制措施等強制手段，它們具有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強制 力。這種原始暴力的遺跡，我們稱之為外在的強制性。它所強制的是涉嫌當事人的人身自由。按照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我國現有的刑事強制措施有五種，其限制 人身自由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使用中，需要遵循與案情“相適應”的原則選用。另一種見于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的規定：即不以被告人是否供述來定罪的 強制力，沒有口供，其它證據確實充分形成證據體系的，也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并處以刑罰。這種強制力，是建立在訴訟程序、證據規則、庭審制度等基礎上的強制 性。這是一種現代司法文明的表現，我們稱之為內在的強制性。它強制的是涉嫌當事人的內心，即其對承擔刑事責任后果的考慮。這種強制性，對偵審之初的嫌疑人 往往是間接的潛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