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法規定，緩刑考驗期從判決生效之日起計算。 王某因犯貪污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王某不服申訴，在其服刑二年后，該案再審改判有期徒刑三年，緩期四年執行。王某被判處緩刑時，其已在監獄服刑二年，這實際上執行的兩年監禁，是比緩刑考驗嚴重得多的實刑。從法理上講，這兩年至少應視為再審判決的緩刑考驗期，但由于我國刑法對緩刑考驗期的期間有明確規定。所以，王某的緩刑考驗期只能從再審判決生效之日起計算。那么，王某在本案中就同一犯罪事實實際上被執行了兩次處罰：一是執行了兩年的實際監禁；二是將再執行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期四年的四年緩刑考驗期。這有悖于刑罰理論上“一事不再罰”的原則。故筆者認為，最高法院應對此作出司法解釋，將已執行的實刑并入緩刑考驗期內。而且，對于一或二審直接判處緩刑的緩刑考驗期間，也應將罪犯羈押的時間算在緩刑考驗期間內。因為根據刑法規定，羈押一日可折抵實際判處的刑期一日，那么羈押一日反而不能折抵緩刑考驗期一日，與常理相悖。 立法上的缺憾是源于我國刑法理論上的國家本位主義，認為罪犯既然有罪，國家判處緩刑，實際上給了罪犯的“恩賜”。殊不知，緩刑制度的確立是基于罪犯犯罪情節輕微，不致于危害社會這個最主要的原因（如果罪犯在考驗期內重新犯罪，將被執行實際刑期）。通說上，刑法立法的目的是維護社會秩序，保護人權（包括罪犯、犯罪嫌疑人）。既然國家審判機關作出緩刑判決，那么從法理上講，罪犯原本不應被剝奪人身自由而被羈押，那么對罪犯的羈押本身是錯誤的；如果說公安、檢察、法院對其進行了羈押是基于偵查、審查起訴和判決尚未確定的國家需要，那么最終作出的是緩刑判決，對緩刑罪犯的判前羈押實際上是國家公權侵犯了罪犯的人身自由權（私權）。且不說國家應對此負賠償責任，至少應將羈押期并入緩刑考驗期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