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路縣里征地補償浙江政府是根據哪些因素確定的?修路縣里征地補償浙江政府是根據土地類型、土地年產值、土地區位登記、農用地等級、人均耕地數量、土地供求關系、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居民最低生活水平保障等因素確定的。二、征地補償糾紛的原因是什么?1、農村土地征收補償費用的性質和歸屬法律規定不明確。承包地之外的農村集體土地被征用，征收方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支付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費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其歸屬法律、法規沒有明確規定。由于農村土地權屬的立法界定不清，大量的補償費無法為農民所掌握，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依照現行法律規定，青苗補助費和地上附著物補償費應分配給該物的所有者，通常為農民個人所享有;安置補助費國家規定應由集體經濟組織所享有，若農民自謀職業，應發給農民個人。但現行的立法模式并沒有為“集體”作出嚴格界定，現實中農村集體土地一般存在三種模式，即鄉鎮集體所有，村民委員會集體所有，村民小組集體所有。對所有權主體多級性和不確定性的規定，反而造成了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的虛位，導致了集體土地人人所有，卻人人無權。因為農村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以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大多解散，原來屬于鄉鎮、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土地已經分給各村內小組的農戶承包經營，而且當初分地的時候土地權屬登記手續大多不健全，在土地未被征收時這種潛在的權屬不清問題一般不太引人注意，但是當面臨補償金的時候，三個主體都爭搶土地補償金，即使屬于村內小組所有的土地被征收后，鄉鎮、村克扣、截留補償金的不正常現象大量存在，補償金落實到真正土地權利人手中的所剩無幾。2、國家農村土地征收補償標準不合理。我國《土地管理法》規定的征收土地補償費、勞動力安置補助費都是按照被征收土地前三年的平均年產值計算的，其補償標準計算的基準是農地的年產值，而土地補償費的確定很大程度上與被征地所處的區位、區域經濟發展狀況及區域基礎設施條件等緊密相關，而與土地年產值的關聯性并不明顯，法定的征地補償標準較土地實際產出價值而言往往失真。由于政府作為利益參與方分享土地征收的利益，被征收方又極少參與征收過程，導致很多地方政府常常按照法定最低標準給予補償甚至連法定的最低標準也達不到，在自由裁決的權限內，出現顯失公平的不合理現象更是常見。實踐中政府往往以支付較低的補償費為對價獲得土地，再以很高的土地使用權出讓金轉入市場，但失地的集體組織和農民卻不能從增值中獲利。3、補償程序不完善，司法救濟難到位。補償過程中雖有公告和聽證的規定，但缺乏農民實際參與聽證的保障渠道。法律規定征地補償方案由市、縣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補償方案制定后才公告告知農民，對農民提出的意見只在確需修改的情況下才改動補償方案，極大地限制了農民的參與權。另外，發生糾紛后，法院往往以征地補償案件不屬于民事案件為由不予受理，司法保護不能實現。現有的土地征收補償法律法規沒有規定對裁決不服的救濟途徑，《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條的規定主要是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權屬糾紛的救濟途徑，而不包括土地征收補償糾紛的處理。根據現行《土地管理法》的規定，征收各方不能對征地補償標準達成一致意見的，由征收部門裁定，而且該裁定為終局裁定，相對人不能向人民法院起訴。這種制度安排，給征收方以過大的權力，而被征收方連起碼的司法救濟權都沒有。雙方的攻防武器嚴重失衡，極易造成對被征收人利益的損害。在縣政府部門制定好的征地補償方案之后，然后上報到是政府部門進行審批，可能制定過程中還需要和當地的農業局，物價局等這些單位相互配合溝通。最關鍵的是，如果絕大多數的民眾對縣政府部門規定的征地補償方案有異議的話，還會進行調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