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認為劉某某妨害公務的行為顯著輕微尚不構成犯罪，遂判決其無罪。劉某某以錯捕為由，向檢察機關請求國家賠償。 根據法院判決，劉某某雖實施了一定的妨害公務的行為，但只是一般的違法行為，并不構成犯罪，屬于治安管理行政處罰的范圍，并未達到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程度，檢察機關錯誤地作出了逮捕的決定，客觀上導致了侵權的后果，檢察機關應該對這一后果承擔責任。 《刑法》第十三條明確定義：一種行為成其為犯罪，必須具備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應受懲罰性三個根本特征， 三者之間互為條件，相互制約，缺一不可，這是司法實踐中區分罪與非罪的唯一標準。本案中，法院認定劉某某“妨害公務的行為顯著輕微尚不構成犯罪”，也就是說劉某某雖然實施了妨害公務的行為，但它不具備犯罪的法律特征， 即沒有違反刑事法律，社會危害性不大，不應受刑罰處罰，沒有達到成立犯罪所必須的質的量的要求，根本就不是一種犯罪行為，僅只是一種違法行為，如果其行為觸犯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由公安機關給予治安處罰；如果違反其他行政法規，由行政部門給予行政處罰。對違法但無罪的人進行羈押，顯然違反《刑法》的規定，說明檢察機關沒有準確把握罪與非罪的界限，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自由權，國家應該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本案中，法院認定劉某某“不構成犯罪”，是指劉某某的行為欠缺構成犯罪的要件，自始自終就不是一種犯罪行為，與“不認為是犯罪”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能混為一談，因而不適用《國家賠償法》第十七條（三）的規定，檢察機關不能免責。同時，從訴訟法理論來說，對劉某某的最終法律評價只能是兩種，有罪或無罪，非此即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百四十條、第一百四十一條都明確規定，提起公訴的案件必須是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這是法律賦予檢察機關的責任和義務，作為公民，面對的只是最終的處理決定，也就是最終的法律評價，法院對劉某某的最終處理決定是無罪的，實際上也就是對劉某某“沒有犯罪事實”的法律確認，如檢察機關對這個確認有異議，可以依職能提起抗訴，如果沒有抗訴或者撤回抗訴，不論什么原因，都應視為檢察機關對此確認的認同和接受。那么對于“沒有犯罪事實”的人采取了逮捕的強制措施，國家就沒有理由不給予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