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57歲的周文召(化名)蜷坐在沙發上講述過去3年的遭遇時，深灰的面容與其愁苦的表情交纏在一起，讓人很難相信他是一名從警超過30年的警察。當他站起身，左腿明顯比右腿纖細羸弱，以致走起路來只能一瘸一拐，更凸顯出與年齡并不相符的老邁。

在重慶打黑行動中，周文召在2010年1月4日因“非法持有藥罪”一審被判3年。同年5月28日，重慶一中院終審裁定維持原判。因在獄中唱紅歌表現突出，周文召獲減刑提前出獄。出獄后一直申訴至今。

      (歷史上的紅巖)

但他一直隱藏自己的故事，直到上月末，在打黑中被判刑的前律師李莊，接受重慶一中院關于其案件申訴的約談后，周文召才決定曝光自己的遭遇，讓外界了解重慶打黑中從未公開的一面：各類“黑老大”受審入獄的同時，成百上千的重慶警察，也經歷了過山車似的命運跌宕。

據悉，目前重慶警方正在啟動內部糾錯和平反機制。12月11日，重慶市政治部對此表示，市委、市政府、市委政法委對于此事的確極為重視，目前正在研究相關方案，但還沒制定出來。

“雙指”“明確告訴你，文強被我們抓了。你要把違法犯罪問題向組織交代清楚，然后檢舉文強。

2009年重慶打黑開始，那年周文召正好從警30年，從一名退伍軍人到重慶緝x總隊x品鑒定中心主任(正處級)，一路過來平淡不驚。

2009年8月7日晚上9時，意外不期而至。正在家中看電視的周文召，接到了總隊政委電話，大意是查獲了一個大的販x案件，“需要過來處理一下”。

他略感納悶，x品鑒定中心一直有人值班，按說這樣的案件他不必到場。趕到政委辦公室后，發現政委對面坐著一名陌生人，“也沒太在意，就跟政委聊起天來”。大約過了兩個小時，政委除了打過幾通“怎么還沒過來”的電話，并未談及“那個大販x案件”。

時間已經接近午夜，七八個人走了進來。周文召稱，此時政委起身，指著辦公桌對面的陌生人介紹，“這是市局紀委的領導”。陌生人站了起來，按例核對身份后，對他宣布：我代表立軍局長以及市局黨委，對你采取“雙指”措施。

周文召大感意外，向對方索取文書，遭拒。

這一情節，重慶市“091”專案組在2009年10月10日曾出具說明。“關于周文召私藏藥一案來源的情況說明”中指出，8月7日，重慶市“091”專案組按市局指示對周文召采取“雙指”措施，承辦人為“柴超”，但并未提及“雙指”原因。

“091”專案組在重慶打黑中可謂赫赫有名，意取“2009年第一要案”，即是針對重慶市原局長、曾做過16年重慶市副局長的文強一案，后又偵辦一系列打黑大案要案，主要打擊保護傘及政府官員。專案組組長郭維國，為時任重慶市局長王立軍的得力干將，后因涉王案被判11年有期徒刑。

2009年8月7日為“091”專案組正式成立之日，也是文強被采取“雙規”措施第二天。周文召一案由其偵辦，意義不言而喻。但實際上，就南都記者調查所知，后來自感遭遇不公的警察，均有類似遭遇，最開始都是被諸如“091”、“618”、“730”這樣因打黑成立并以打黑出名的專案組所查，但最終獲刑卻與最初“涉黑”指控大相徑庭。

在收繳隨身物品并搜查完辦公室之后，周文召被辦案人員帶回了家。路上，周文召按照辦案人員的要求通知遠在綦江的妻子張梅(化名)回家，他稱，電話里妻子有些不安：老公，你有啥子事沒得？

差不多在2009年8月8日凌晨1點鐘，一行人來到周文召位于重慶江北區的家中。專案組在詢問張梅差不多一個小時后，周文召被帶出家門，再次上了車。
臨走時，周文召回望妻子，“過幾天就回來”。但夫妻再次團聚，已是兩年零7個月之后。這正是張梅的刑期，罪名是“私刻公章與偽證罪”。

實際上，周文召前腳被帶走，“很多人又涌了進來”。張梅回憶，當時辦案人員要房屋的結構圖，她未給，并要對方出示搜查證，對方答：這個你不要管。當晚辦案人員對其家進行了詳細搜查，很多物品被扣押。

當日凌晨2點過，張梅也被帶走，“當時也不知在哪，有四五個人看守”。

這時周文召已經隨車在成渝高速永川大安站下道，拐進老成渝公路原“大安收費站”。展現在他面前的是一個戒備森嚴、燈火通明的陣勢，在一橫幅白紙上，有“永川區第二看守所第二監區”字樣。周文召被帶到一棟舊樓的二樓，另外的人接管了他。

據周文召了解，重慶指定的“雙指”地點為江北區的石子山上，“這是個私設的場所”。在重新獲得自由后，周文召重返這里，從其拍攝的照片可見，這里早已人去樓空，只有墻上殘留的“罪名分類表”的“受賄罪、詐騙罪、行賄罪”字樣。

部分親歷者和警方人士透露，重慶打黑時類似這種場所有24個之多，著名的鐵山坪、沙坪壩榕湖賓館等都屬此列。這些場所的出現，主要是當時抓人太多，人滿為患，被迫陸續啟用一些新的場所，之后發展成為各個專案組的“外訊基地”。

上述一切在重慶官方的文件中均無從查證。在重慶市“091”專案組2009年10月10日出具的“抓獲經過”中，只載有“2009年8月11日22時許，重慶市‘091’專案組偵查員王世平、李彥對犯罪嫌疑人周文召執行拘傳至永川市接受審查”。

在周文召的記憶中，8月8日凌晨被帶到“永川區第二看守所第二監區”后，當晚開始便有24名武警輪班看守，兩人一班、“兩小時一班”。第一天晚上在破凳子上一夜無眠后，第二天中午，武警送來了折疊床與軍用被褥。此后3天，直至“8月11日晚”，一直無人問津。

張梅此時的經歷則悲慘得多。她回憶，被帶走后，由于身患甲狀腺癌，8月8日白天病情發作，全身抽搐，吃不下飯。到了晚上，被押到特別審訊室，坐上“老虎凳”，戴了腳鐐手銬。

“知道文強被抓了么？”

“不知道。”

“文強已經被抓了，不要靠這棵大樹了。”

此后，問題便一直圍繞與文強相關的經濟問題展開，而是否幫“文強藏東西以及檢舉文強”則成為問話的重點。從“8月11日晚”開始，周文召也開始了與妻子類似的經歷。周文召稱，當晚12點左右，七八個人涌了進來，為首正是郭維國。

“知道文強被抓沒？”

“不知道。”

“明確告訴你，文強被我們抓了。通過這幾天考慮，你要把違法犯罪問題向組織交代清楚，然后檢舉文強。明確告訴你，抓你是因為你站錯隊，交錯友，跟錯人！”

……

查閱周文召以及張梅的案卷，并無記載上述內容的筆錄存在。對此，周文召與張梅認為，“從一開始，抓我們的主要目的就是突破文強，我們最終獲罪都與文強無關，這樣的內容當然不會出現在筆錄里。”

“外訓”周文召稱，在14天的審訊生活結束時，下肢已經浮腫得根本站不起來，尾椎處皮肉已潰爛撕裂，疼痛難忍。

周家與文強兩家關系交好，在重慶市盡人皆知，文強兒子至今仍稱周文召夫婦為干爸干媽。周文召對此也并不回避。

所以，當文強在2009年8月6日被采取強制措施時，周文召也曾想過自己遲早要接受調查，只是沒想到會有后來的遭遇。

周文召稱他遭到了刑訊逼供。這也是不少重慶打黑親歷者對辦案機關的共同指控。此前有媒體報道，在樊奇航死刑復核程序進行過程中，朱明勇律師拍攝的會見錄像顯示，樊奇航“曾被銬上手銬吊起來腳尖點地，十多天不讓睡覺。銬得太久，以至于手銬嵌進肉里，警察花了一個多小時才取出來，我不堪折磨，曾兩次撞墻自x，咬下一截舌尖自殘。”

2009年10月15日，在被“外訓”至榕湖賓館后，周文召自認“厄運到來了”。他回憶，當時坐在不到0 .2平方米的特制鐵椅上，被套上“又厚又臭”的黑頭罩，雙手上豎平端、雙腳后撐，身體被重達六七斤的鐵鐐銬固定在椅子上，對面是高強度的熾光燈不分晝夜地照射。

只見于影視劇中的這一幕，如今已是一場難醒的噩夢。“手腳分別銬在椅子上，兩只手只能豎立平端于椅子和扶手之間的枷鎖橫檔上，兩只腳踝套扣上椅子前腿。”周文召說道。

睡覺是不被允許的。“困的時候，審訊人員用隨手抓到的東西敲頭，甚至用背包帶狠狠地勒住前胸向椅背靠，或用雙手不停地搖你的頭，不讓睡，半夜冷時就將房間冷氣調到，拼命吹”。周文召稱，在14天的審訊生活結束時，下肢已經浮腫得根本站不起來，尾椎處皮肉已潰爛撕裂，疼痛難忍，“當時只想找個機會自殘，真是生不如死”。

吃飯也是要看審訊人員的心情。最開始每天只給一小碗方便面，再后來就是審訊人員吃剩的東西，即便如此，肉也是要被挑出來倒掉的，“只有青菜”。抽煙是一種奢望，哪怕是審訊人員抽剩的“煙屁股”。實在忍不住，“就跟審訊人員說抽根煙，可以理清下思路，也好交代些問題”。

憶及此處，周文召雙眼含淚，長時間哽咽不語。

針對以上說法，一名在打黑中功勛卓著的專案組成員表示，就細枝末節而言，刑訊逼供也好，不該獲罪而被司法審判的也罷，都是存在的，“但不是大面積”，“審訊是一門藝術，暴力逼供是最低級的，為人所不齒。打黑主流畢竟是好的，老百姓是擁護的”。

不過，多名警方內部人士透露，2009年9月4日，重慶市副局長彭長健涉嫌充當黑社會保護傘，被專案組從市會議現場帶走時，王立軍一腳踹向彭的膝蓋將其踹倒在地，彭爬起來時，王揮掌劈向彭的天靈蓋，彭長健當場小便失禁。

因為患有癌癥，張梅需要每天打止痛針，醫生也不建議提訊。張梅因此沒有受到“外訓”待遇，但坐“老虎凳”是難免的。所謂“老虎凳”，此前系監獄系統為極度危險或情緒不穩定的罪犯準備的臨時看護用具，重慶有大概120臺左右。

“其間不準上廁所，我走不動，也不準扶，只能走幾步蹲下來”，張梅稱，“每天提訊，輪番轟炸，有時就用輪椅推出去”。看守的警察看不過去，會偷偷給她東西吃，也會給些葡萄糖水，“之前還有管教干警給我寫了一封信，說無論你在何方，有一群警察默默為你祝福。”

獲罪周文召一家共計6人被抓，其中5人分判10個月至3年有期徒刑。

專案組一直要周文召承認“與文強結伙作案”。被拒后，專案組于當年11月7日再次將張海泉從看守所接到“基地”，“又是3天3夜的輪流審訊，其間不給吃喝”。“你認一個5000元的，不論是行賄還是受賄，我們都好交差”。

周文召沒有認罪，最終以私藏藥罪被判入獄。
私藏子101發，是周文召獲罪3年的最終依據。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刑事判決書【(2009)沙法刑初字第883號】認定，2009年8月8日，重慶市民警在被告人周文召居住地搜查時，從二樓主臥室床頭柜抽屜內查獲“六四式”手101發，“……其行為已經構成非法持有藥罪，且情節嚴重”。

重慶市“091”專案組出具的“抓獲經過”顯示，專案組是在2009年“8月8日16時許”在對周文召家中進行搜查時，發現“周文召非法持有藥”，“091”專案組立即指派沙坪壩區立案偵查。

但周文召表示，第一份刑拘通知書上的罪名是“結伙作案”，后來又陸續更改為“涉黑、涉惡、包庇縱容黑社會、巨額財產來歷不明、受賄以及販賣x品”，但都無疾而終。從周文召卷宗法律文書上看，偵查此案一直是“091”專案組警察，“涉黑”較為符合當時背景。

關于私藏藥，周文召自稱其從被提訊時便主動向專案組說明，而且之前已多次向原單位報知并要上交。在“2009年8月11日22時至2009年8月12日2時”的筆錄中，在被問及“還有什么需要跟我們說的”時，周文召提及“家里可能還有一些子”。

這份筆錄并不長，主要是圍繞子展開。筆錄中，周文召解釋，子為20多年前組織干警打靶時剩余，后因工作調動及多次搬家，最終被放置家中。2009年春節發現后，即向單位主管支藥領導徐萍說明，7月份再次說明，后因工作耽擱一直未上交，直至被抓。

在證人證言中，重慶市緝x總隊綜合科科長徐萍證實，“好像有人在我們檢查組外面說‘我屋頭有幾盒子，看什么時候我把它交回來’”。在這份證言中，徐萍稱不記得具體是誰說過此話。出獄后，周文召就此詢問過徐萍，得到的回答是，“那個時候我怎么敢說呦。”

重慶市相關文件證實，周文召所持的持證為2003年4月20日，至今仍有效。在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一審判決中，也再次確定此信息。周文召的辯護律師古富國認為，作為一名現職的、具有合法持有權利的警察，周文召對于子既無故意隱藏，也非拒不交出，最多只是一般違反支管理的行為，不構成非法持有藥罪。

周文召隨后向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申訴。2010年5月28日，重慶一中院裁定認為“喪失配備支藥事實錯誤，應予糾正”，但裁定結論仍為“定罪準確，量刑合理，維持原判”。

2009年11月4日，重慶沙坪壩區以張梅涉嫌“偽造國家機關印章罪、偽造公司印章罪、幫助毀滅證據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報送沙坪壩區，最終以“偽造國家機關印章罪、偽造公司印章罪、偽證罪”向沙坪壩區人民提請訴訟。沙坪壩區一審【(2009)沙刑法初字第886號】判決張梅有期徒刑兩年零9個月。

2010年4月26日，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刑事裁定書【(2010)渝一中法終字第58號】維持原判。周文召一家共計6人因此案被抓，其中5人分判10個月至3年有期徒刑，其兒子在被關押9個月后，最終以“不起訴”獲得自由。

群像數字顯示，重慶打黑中共有502名公檢法干部涉嫌充當“黑社會”保護傘被調查。

周文召的遭遇并非孤例。

2009年10月9日，48歲的唐農因“涉嫌包庇x品犯罪分子”被重慶市沙坪壩分局刑事拘留，隨后被開除公職、開除黨籍，成為重慶市當年打黑行動中又一落馬的正處級警官，在經過13個月的審訊羈押后，重慶市沙坪壩區以徇私枉法罪判處唐農兩年徒刑。

公開報道顯示，2009年5月重慶警方破獲的一起制x案，羅力任專案組組長、唐農為副組長。當年7月9日，x品加工廠開辦者譚立仁歸案。

起訴書稱，審訊中，羅力給唐農使眼色后，唐農離開，站到了審訊室門口，羅力隨后對譚立仁說，讓你不跑你還亂跑，你只有自己“剛起”(什么都不說)，大不了坐幾個月牢，我后面想辦法。離開時羅力對唐農稱，不要把今天我對譚立仁說的話對外說，唐事后未向組織反映。

此案在重慶公安系統內部廣為流傳，被戲稱“一個眼神定案”，與李莊案異曲同工。“羅力是我的直接領導，又是專案組組長，他讓我離開審訊室，我只能服從命令離開”。12月5日，唐農稱，當時根本不認識譚立仁，當時站在門外，羅力對他究竟說了什么，我根本無法知道，“當時的支隊審訊室應該有錄像，但我的律師去調取，他們說已經丟失”。

唐農的辯護律師韋鋒表示，唐農案完全是“口供定案”。“只有口供，沒有任何物證，除了唐農、羅力的認罪口供，就是譚立仁專案組的民警口供，唐作為羅的直接下屬肯定要服從命令，且對羅、譚之間的對話內容并不知情”。

2010年底，“091”專案組曾通報媒體，文強伙同政法系統內親信及黑惡團伙，造成政法系統窩案、串案，警方分管刑偵、治安、經偵、禁x等警種的10名負責人，成為以文強為首的黑惡團伙保護傘，近400名干警涉嫌違法違紀，均被查處。

42歲的曹可(化名)原為重慶市北碚分局副局長，曾擔任市局辦公室副主任，2010年7月9日突然被專案組蒙面帶到北部新區大竹林“打黑基地”實施“雙指”。曹可稱，當時在“打黑基地”專案組成員講，要打消顧慮、認清形勢、看準政治方向，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要主動揭發原市局和其他處(總隊)領導的問題，要交待其他副局長乃至辦公室人員是如何故意與立軍局長對立的。

關押半年后，曹可于12月22日被宣布逮捕，送到市第二看守所，2011年6月被渝北區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兩年、緩刑3年。

曹可透露，與他同時在市擔任辦公室副主任的3名同志均遭專案組羈押，秘書科副科長辛建威3月被帶走關押在“打黑基地”300多天，冉允強5月、吳沁林6月、苗禾7月，均被不同程度遭判刑，被雙開，而市局辦公室原主任周窮被以“充當黑社會保護傘”獲刑20年。

數字顯示，重慶打黑中共有502名公檢法干部涉嫌充當“黑社會”保護傘被調查，一些廳級區縣公安分局負責人落馬，20多名處級以上干部落馬。

2009年3月，剛出任局長的王立軍在全市公安工作的一次視頻會議上稱，重慶公安系統的“黑社會”應該占16%-17%。據介紹，王立軍要求每個分局、處室、支隊、科所每月都要報打黑線索，每個專案組有指標，有評比，“凡打黑不力者，一票否決”。為鼓勵打黑，王立軍規定打掉一個黑社會團伙加50分，偵辦一個其他刑事案只加兩分。

糾錯2012年8月10日，周文召的申訴獲得聽證開庭。這是迄今為止已知的唯一獲得受理的申訴案件。

因被判刑而申訴鳴冤警官并非周文召與唐農兩人，來自重慶市內部消息，目前已經接到20多份原處級以上警官關于“遭遇刑訊逼供，形成冤假錯案”的申訴材料，普通民警和科所長級別的申訴近百份。

來自重慶市資料顯示，2010年至2011年兩年間，市局政治部就下發關于干部任免的文件121份，1131(人次)處局級干部被任免，平均每月有47.5%(人次)被任免。根據王立軍指令，還有基層6372(人次)科所隊長被任免，占全局科所長總數的99.8%。

“在王立軍全面主持市局工作的3年中，第一年被處理的民警900多人，第二年為2900多人，第三年為1800多人，這些民警中有的被行政撤職、降職、勞教、雙指，還有被判刑”。該負責人稱，盡管其中有文強、彭長健等確實違法犯罪的警察，但在高壓的打黑態勢下，無疑存在一些冤假錯案和被無辜打擊處分的警察，“一些缺乏證據證明違法違紀的，已經恢復了職位。”

據介紹，王立軍落馬后，重慶市委政法委原主要負責人在一次會議上說，打黑專案組在辦案中存有問題的，要主動交待，不要等到組織徹查，那樣就被動了。同時，該負責人稱，目前重慶警方正在啟動內部糾錯和平反機制，該項工作由新局長上任以來開展，共設立3個工作組，抽調了20多名民警，由一名副廳級副巡視員牽頭，主要是處理對王立軍任內遭遇不公正對待警察的來訪來函，進行專案調研與約談當事人。

12月11日，重慶市政治部對此表示，市委、市政府、市委政法委對于此事的確極為重視，目前正在研究相關方案，但沒有制定出來。同時來自警方內部的信息顯示，一些在王立軍治下機構改革中被調整崗位的警察的確已經恢復原職，“區縣上來的沒有動，但從市直機關下去區縣的很多已經回來了。”

曾做過王立軍秘書的辛建威稱，新任局長曾在一次警察平反工作會議上，用“潤物無聲、踏雪無痕”八字來形容此項工作。

“市局領導的指導意見是，被勞教、撤職、降職與行政紀律處分的警察，視其申訴進行內部處理，確實遭遇不公的進行平反，撤銷處分并恢復公職和待遇，對于被判刑的，不管實刑還是緩刑，要將所有申訴資料轉交，走司法程序”。該負責人稱，至今已內部糾錯5個批次，但只占申訴者的1/3。

不過，重慶警方內部也有人士指出，這種糾錯必須慎之又慎，“要防止渾水摸魚現象”。他指出，在機構改革中調整崗位的警察，有些的確能力不濟，而從區縣競爭上崗的警察，也不乏精英，“糾錯必須厘清源頭，區別對待。”

2012年8月10日，周文召的申訴獲得聽證開庭。這是迄今為止已知的唯一獲得受理的申訴案件。對于結果，周文召看得很淡，57歲的年齡已是職業生涯的暮期，過去3年的遭遇也幾乎耗盡了他對這份職業最后的熱情。他仍保留著一套警服，閑暇的時候，會拿出來看一看，“不知是否還有機會再穿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