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2011年國際形勢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動蕩加劇、亂象紛呈。這是大家的共識。但這個“亂”是一種局部的、短時期的或是震蕩程度有限的亂，還是全局性、長時段的和劇烈震蕩的亂呢？筆者的看法是后者。

也就是說，世界的大變局將要經歷一場大動亂。這個判斷直接關系到中國對國際形勢總體趨勢的把握，關系到中國根本性的戰略應對。

2011年的國際形勢已經顯露出了強烈的征兆。

第一個征兆，全球持續惡化的經濟危機與國際格局的深刻變動疊加發生，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的基本盤面嚴重不穩。世界陷入亂局第一位的原因是經濟。

美國和西方在國際格局中的支配性地位下落、國際權責體系的調整加快、歐洲一體化進程嚴重受挫、中東地緣結構發生重大變局、美國重返亞洲邁出實質性步伐、歐盟在西亞北非事變的國際干涉和治理中走到前臺、俄羅斯推出自己的歐亞聯盟構想。

第二個征兆，國際力量對比舊的平衡被打破，權力政治博弈影響大國關系走向的確定性。國際力量對比在原有平衡被打破的形勢下，美國全球戰略將以修復失衡的面貌出現。

美國今后的主導作用就體現為它要當國際政治的平衡手。為此，美國的戰略目標現在是重振美國國力、重拾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
第三個征兆，全球性的貧富兩極分化加劇，中間層分化，政治極化導致對抗因素顯著上升。全球性的貧富兩極嚴重分化和對立是貫穿于從“阿拉伯之春”到“倫敦之夏”再到“華爾街之秋”的整個危機鏈條的一個核心因素。

第四個征兆，西方國家陷入多重危機，面臨體制和結構變革的震蕩，并把危機轉嫁到發展中地區。現在看得很清楚，西方國家的這場危機不是周期性和政策性層面出了問題，而是結構性、體制性、制度性的危機。

第五個征兆，伊斯蘭國家對社會現代性的訴求出現無序化狀態，正在釀成地區規模級的持續動亂并嚴重外溢。

2011年爆發的西亞北非事件正在整個大中東地區擴大蔓延。形成從北非、經西亞一直延伸到南亞的伊斯蘭動蕩帶，并有可能使中東和平進程遭致嚴重阻滯、發生嚴重倒退。

第六個征兆，全球普遍工業化進程推動海洋工業文明時代開啟，基于物質資源利益的海上爭奪與對抗凸起。

隨著全球化將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卷入現代化和工業化的潮流，對物質資源的需求空前增長，世界正面臨承受兩個地球和三個美國的需求壓力。

而人類陸地生存環境的急劇惡化和陸地資源的幾盡枯竭。導致全球工業化向海洋方向尋找出路，標志著海洋工業文明時代的來臨。
第七個征兆，地球生態持續惡化，各國對自然災難的社會負荷幾近極限，自然危機正向社會危機演化。

2011年全球性大規模的自然災難和生態災難比往年有增無減。自然生態屢遭破壞給人類安全帶來威脅的比重顯著上升。呈現出常態化、加劇化和向社會危機轉化的趨勢。自然生態危機強化無疑給麻煩叢生的世界雪上加霜。

第八個征兆，網絡傳媒的消極作用發酵，網絡安全的脆弱性暴露，公民社會利用網絡劫持和挑戰國家權力的危險性陡增，網絡戰爭與核擴散危險雙雙升級，并列成為最現實的大規模x傷性威脅。

互聯網同時成為一種新型的作戰平臺、攻擊性武器和打擊目標，具有了大規模毀傷性武器的特質，網絡空間日益成為有關國家安全的主戰場。

第九個征兆，美國霸權穩定體系嚴重動搖，影響國際公共物品供給縮減，缺乏管理的國際權力真空地帶增多。

美國領導力的收縮不可避免地為現有國際秩序留下真空半真空地帶，使得世界的混亂局面加劇。在現階段還沒有任何一個國際力量有能力取代美國為國際社會提供管理或領導。

第十個征兆，國際公共認知能力嚴重滯后，國際社會對全球化治理的新情況、新需求準備不足，反應不力，舉措失當。
第十一個征兆，非常態下的利益沖突難以調和，國際社會的諸多矛盾在非常態氛圍中存在激化失控的危險。

從上述列舉的11個征兆中可以看出，2011年世界所顯現的動亂不是局部地區的或單一領域的，而是全球多地域綜合性的動亂；

造成這些動亂的因子，很多都具有普遍的內生性，從根本上講，是全球化時代的生產力要求，與資本主義的生產生活方式、與現行的國家政治制度和國際關系體系發生嚴重不適應所致，是全球化時代深刻矛盾累積匯聚的結果；

在這種深刻動蕩面前，國際社會的有效治理能力嚴重缺失，理念陳舊，政治管控力嚴重不足。由此可見，保持國際社會總體穩定的眾多條件已經嚴重惡化。

世界正在被拖入到一場曠日持久的大動亂之中，危機的局面可能要持續相當長一個時段。
這場大動亂在內外兩個方面同樣會給中國帶來深刻的影響和沖擊，而中國渡過國際動亂期、最終實現和平崛起的出路和機遇恐怕也蘊涵在其中。

未來中國的大戰略，應當著眼于如何在這場大動亂到來之際保持中國的相對穩定，以及在大動亂中如何因勢利導地引領國際社會的變革朝著進步與穩定的方向前進。

康德在他的《論永久和平》一文中說，世界最終會以下列兩種途徑之一實現永久和平：通過人類的大徹大悟或通過巨大的沖突和災難，其巨大程度已經讓人類再無其他選擇。

基辛格博士在他2011年面世的新著《ON CHINA》中意味深長地引用了這句話。現在看來，人類在全球化時代的不自覺正把自己推向康德所預言的第二種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