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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北海事件，就是關注中國刑辯制度的命運

 陳有西

   今天下午，一批中國的刑事律師，將從全國各地飛往美麗的南方城市北海。他們的行動標志著中國一個時期的開始。行動改變中國，沒有救世主，律師只能自己救自己。

    陳光武、朱明勇、伍雷、王興、張凱、楊名跨，以及其他的暫不想具名的律師，這些地域概念上幾乎可以涵蓋大江南北的素不相識的律師們，為了一個共同的責任，將乘飛機從北京、濟南、深圳、昆明、廣州等地飛赴北海，對四位被當地警方拘留、管制的廣西律師同行、三名被捕的證人，進行法律幫助，并申請會見。兩名被刑拘律師的家屬、三名證人的家屬、四位被控傷害案的家屬，已在北海等待他們的到來。

    這些律師中有久經沙場的老將，有才情橫溢的才俊，有近年活躍于法律實務和法學理論兩界的法律實力派人士，有一直在刑辯風口浪尖中搏擊的苦行者。特別令人高興的是，這次有中國人民大學律師學院首期刑事辯護高級研修班結業的三位青年律師。這次南行的律師的行動是依法、文明、理性的。他們的行動甚至有點悲壯。伍雷的《出師表》寫得感人肺腑，催人淚下，道出了他們此行的信心。陳光武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有深厚刑辯功底的刑事大律師，他的參與將對這個團隊的每一個行動增添理性和程序的份量。還有更多的后續律師會參與到這場辯護中去。

    這是一個時代的選擇。中國律師注定要為這個有五千年文明的國家的進步和文明，奉獻一點什么。我們必須用行動讓人民看到真相，開啟民智。法庭，是昭示公理的最好的舞臺。這場人治與法治的正面較量，已經無法回避。

    我們為他們壯行。

     北海，你將如何迎接這批特殊的客人？

伍雷：我為什么要到北海

     金柱按語：2011年6月26日4時0分，北京的天空已現出東方的曙光。北京的天比長沙的天亮得早啊！此時，金柱正在撰寫《北海提供的尸檢鑒定到底有多少疑問？---楊金柱律師和北海市警察商榷黃煥海死亡案疑點之二》，伍雷給我發來他剛剛寫就的《我為什么要到北海》。伍雷的文章一如既往，重重地敲擊著我的心弦！

    我們昂首問蒼天、我們俯身問大地、我們問自己的靈魂：

    我們，為什么要到北海？

    今天，我們就要出發！

    今天，我們就要到北海！

    我們為什么要到北海？

    我的20萬律師同仁、我的13億炎黃子孫，請你們讀一讀伍雷的《我為什么要到北海？》！請用你們的靈魂回答：我們，是否應該到北海？！

       ============================================================

                         一

     在接近凌晨的時候，我終于結束了自己一天的忙碌，我知道我必須寫一點什么。一整天，都在緊張的忙碌著自己的事情，目的就是能夠騰出時間去北海。而據我所知，去北海的律師絕非閑者，每人都有那么多事情要做。但毫無疑問，北海的事情最義不容辭。

    寫如下的東西，是為了出師有名嗎？我質問自己。是，也不全是。我只是想向大家做這樣一個最簡單的解釋：為什么要到北海。我知道，有太多的人期待著，也有太多的人用異樣的眼光觀望著。我有責任解釋。

    在我還沒有踏入律師門檻的時候，老實講，我對法律并不感興趣。直到有一天，我知道了杜培武的故事，那個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幾被蒙冤的優秀人民警察的故事，深深的震撼了我。而救杜培武的就是云南的一位鍥而不舍的律師。那么我才知道，即使我們這個偉大的無比正確的時代，我們也有層出不窮的冤案。而必定的，如冰山之一角般，還有大量的冤案被時光詭秘的吞噬，象風一樣逝去。 

    而在這之后，我竟然知道的更多，還有更悲慘的逝者，帶著無窮的屈辱離開了這個世界。沒有同情，沒有送別，沒有申辯，沒有辯護。只有冷漠和蔑視，只有冰冷的手銬和殘酷的口。冤魂不散，而留給生者的竟仍然還是屈辱，上訪不止，嘗盡人間冷暖卻仍然無濟于事。還有，那些少數“幸存者”因真正的兇手被歸案，依然得不到平反，那些備受折磨的家屬，竟然拿不到一紙判決。杜培武，佘祥林，趙作海，聶樹斌，這些都是教科書式的經典冤案的素材。

    沒有夸大，作為一名研究者，我可以舉出更多觸目驚心的案例。尤為可悲，這樣的案例就在今天的中國仍然不斷的上演。這，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心靈。有人會說，上述案例畢竟是極少數！那么我們想，即使一起，我們也不應容忍。誰，給我們權利這樣做？

    不需要怨恨任何人。那些逝去的冤魂和我們每個人都有關。

    我考取律師資格的初衷就是想做更多的了解。我想知道，還有多少，我們應該怎么辦。

    只是，今天的北海展示了這樣一個機會。

                          二

    一定會有人攻擊，所謂的南、北方“一大幫”律師為何如此的興師動眾。因為大家知道，在最近一段時間，律師界遭受的攻擊已經足夠多。甚至，有人高呼取消萬惡的律師制度，重新洗牌。討薪，特警就夠了，需要律師做什么？追究壞人的刑責，警察就夠了，還需要律師做什么。審判李莊案的外面，就有標語男們打著如上的標語赫然站立在面前示威。不僅如此，對待律師，已經意識形態化了。里通外國的說法是客氣的，是境外敵對勢力的代言人，也逐漸成為一種指責的借口。如沒有猜錯，“中國出大事，他們是要喝酒的”，多半指得就是包括這些律師在內的人。

    已經足以駭人聽聞，也足夠嚴重了。甚至也不是簡單抓幾個律師的問題，也不是是否取消律師制度的問題，而是試圖在政治上劃分敵對勢力，做階級劃分，敵我矛盾。這樣抹黑的輿論做多了，后面的事情就可能順水推舟。

    律師們還不警覺嗎？

    所以北海之行前，表明政治立場就顯得多么至關重要。不是作秀。我更想借這個機會把喝酒的帽子給律師們摘下來。

                     三

    記得我讀書的時候，每月的期盼，就是盼望生活委員把七塊五的生活津貼（飯菜票）發下來，那時，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事。直到有一天，白發蒼蒼的老校長，守著我們，在食堂，把我們剝落在地的饅頭皮拿起放在嘴里吃掉，然后，面無表情的告訴我們：“你們是國家培養的人，國家還窮，你們不應這樣做”。那一刻，少年的我們無地自容。自那一刻起，我卻真正理解“國家培養”的深刻內涵。老校長的眼光，至今讓我不敢松懈。

    我們就這樣深*著我們的國家，和深*我們的父母和兒女沒有什么兩樣。生于斯，我們別無選擇，長于斯，我們有無窮的依戀，感恩和期盼。我們與我們的祖國共同成長，共同進步。我們經歷了痛苦，我們也飽嘗了辛酸，一切還不是那么完美，但重要的是，我們在進步著，我們在改進著。我們同樣深深的體會到，中國的一切的問題，必須依靠發展來解決。

     我所認識的很多人，遠渡重洋。而更多的人，選擇堅守。作為一名律師，法治，是我們唯一的訴求。我們別無期待。我們真心的盼望，國家在民主和法治方面邁開更大的步伐。冤案不再，貧困不再，強拆不再，刑訊不再，上訪不再。當然，我們也清醒的看到，所有的這些，絕不會一蹴而就。這需要我們的共同努力，不管體制內外，不管律師與否。事實上，法治，這不僅僅是律師的一廂情愿，這幾乎是律師的終極追求，我也深信，律師的上述想法即使和我們的最高層，也不會有本質的差距。我們更真心的希望，國家長治久安，化解深層次矛盾，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僅是經濟富強，還有，民主，法治共同的偉大復興。

     所以，以我的觀察，當下中國的律師階層，即使最“激進”的維權律師，在本質上也是希望國家繁榮，穩定，富強。我沒有聽說過哪個律師希望國家大亂。擔心亂和盼望亂，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完全可以講，目前的中國律師，看似通過代理各類案件招惹了太多的是非，但恰恰是這些律師的杰出工作，限度化解了社會矛盾，維護了社會的穩定，構建了社會和諧。從本質上講，社會矛盾的產生有著非常復雜的社會根源，正是這些飛蛾撲火式的律師的存在，才把那些最有可能激化的矛盾化解于無形。君不信，試分析楊佳案，唐君自焚案，這些激進案件的發生不都是律師的缺位嗎？君不信，試分析近幾年國內發生的那些“群體事件”，不都是非法治道路上的惡果嗎？

    無數的實踐證明，律師缺位，必然是暴力的補位。

    無數的實踐證明，律師缺位，必然是正義的缺位。

    無數的實踐證明，律師缺位，必然是法治的崩潰！

    相反：

    無數的實踐證明，律師的到位，必然是公民權利的到位；

    無數的實踐證明，律師的到位，必然是公權濫用的無位；

    無數的實踐證明，律師的到位，必然是和諧中國的必備！

    那么，作為法治的堅守者，律師們，還有更多的選擇嗎？

                    四

    帽子摘掉后，回答為什么到北海，就似乎更加容易。

    我們希望理性的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希望在法律的框架內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保持對法治的信仰，我們保持對北海的熱*。我們不需要聚焦，我們更不希望被標簽化。

    北海的四律師案件，就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刑事案件。我們希望拿著在共和國土地上的普普通通的法律的鑰匙，打開這把普普通通的刑事案件的鎖。

    我們完全注意到這牽扯一件故意x人案。有一個逝者。我們對生命保持足夠的敬畏之心。對于逝者，我們希望他在天之靈盡快安息。我們對他有足夠的同情。

    但是，作為律師，我們必須拒絕用一個錯誤掩蓋另一個錯誤。我們甚至同情公安機關在重壓之下的慌亂不堪。但是，對于他們辦案過程中的任何一個錯誤，我們都會毫不猶豫毫無保留的立即指出。

    我們知道，殊途同歸。從根本的意義上講，我們和公安的任務并無二致。我們都肩負著維護法治實施的重任，我們都在追求公平正義。雖然，他們頭頂國徽，代表國家。

     我們頭頂蒼天，代表共和國的辯護律師。

     所以，北海，我必須去。

                                             伍雷

                            二0一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晨四點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