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世紀通律師事務所  郝晉明律師（中青論壇http://bbs.cyol.com/viewthread.php?tid=219034）

 看到中青報“重慶打黑曝出“律師造假門” 近20人被捕”（簡稱“律師造假門文一”）、 “北京調查涉黑案律師造假案 當事人自稱無罪”（ 簡稱“律師造假門文二”）兩篇文章，我如鯁在喉，拾起拙筆也來說幾句。
    法律是一門學問，沒有經過專業知識的培養和熏陶，很難理解到它的博大精深，律師制度是民主法治精神的基石，不是可有可無的花瓶。如果這個制度和這個隊伍可以任人羞辱、任人詆毀，而這個隊伍里的人卻不能去反駁、不能去吶喊，那么我只能說當初就不該建立這樣一個制度，即使建立了，現在也該取消這個制度，然后，我們就去靜聽歡呼，欣賞燃放的煙花吧。當然，沒有人敢公開的、明確的說取消這個制度吧，但不代表他們不這樣想，不這樣希望。
    肯定有人對我的說法有異議，那就請通讀一下“律師造假門文一”這篇文章吧。我讀過這篇文章后，想起來了上小學語文課時老師最常說的一句話，“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我想看過的人都看的清清楚楚，那就是否定、詆毀、侮辱律師制度、律師隊伍。這篇文章充滿了對律師制度的偏見，對刑事訴訟制度、辯護制度的無知。
    “律師造假門文一”中提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重慶政法干部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重慶打黑除惡一系列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后，“到重慶代理涉黑訴訟”一時成律師界熱門。許多北京律師如趕場般云集重慶，尋找開展“業務”和施行“潛規則”的機會。”，“據資料，在刑事案件中，律師勝訴的比例僅有5％，也就是95％是敗訴。”，“面對當事人的巨大訴訟投入，有多少律師在說明敗訴原因之余會對當事人說"對不起"？當事人有苦難言，實際上造成了"第二次傷害"。律師的尷尬作為和濫用"潛規則"，所造成的災難全由國家和民眾來承受，公信力弱化由政法機關來承受，從眾心理、潛規則沖擊著黨和政府的形象，讓黨和政府來埋單！”這位重慶政法系統官員最后說。”
    從上述300字里面，我有幾個疑問，重慶政法系統的官員和律師是讀一樣的法律，考一樣的司法考試，或許上的還是同一所大學，難道就是這樣認識和評價中國的律師制度和律師隊伍嗎？難道北京律師到重慶辦案不是一項光明正大的工作，而是走街串巷占便宜、蹭酒喝的“趕場”？ 難道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依法接受委托辯護案件，是在尋找實施“潛規則”的機會？那我就真的不理解國家為什么要設立這樣一個律師制度了，律師以后就不要叫律師了，改成“潛規則師”如何？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也做相應的修改。
    其實問題的答案只有兩個：一是這位重慶政法系統官員認為律師的存在挑戰了他的權威，妨礙了他權力的自由發揮，在他眼里律師就是這樣的，這樣評價律師制度是他的真實想法。二是，這樣一位重慶政法系統的干部根本就不存在，而是“律師造假門文一”作者把自己的看法、想法借這樣一位“重慶政法系統的干部”的口說了出來。因為我不相信這位重慶政法系統官員的法律素養會到這種地步。
關于刑事案件律師的勝訴比例，是我聽到的最新鮮的最無知的一個名詞，我不想多說什么，我有求知欲、也有好奇心？我只想請教一下，出自哪本書，哪部法律，或是哪個部門單位制定、統計的？這么低的勝訴率（剛學會的名詞，試用一下），不給當事人造成“第二次傷害”都難，但我想問一下，什么是“第一次傷害”？又鑒于“律師造假門文一”中描述的律師作用那么小，律師的品行又那么差，為了杜絕律師給當事人造成“第二次傷害”，禁止和取消律師辯護制度如何？從制度上不給律師傷害當事人的機會，既保護了當事人不受傷害，也防止了律師犯錯誤，從此律師（這里用“潛規則師”更貼切）再也不能給國家和民眾帶來“災難”了，也不能對黨和國家的形象帶來“沖擊”了。以后刑事案件中、法庭上少了這樣一個討人嫌的角色，確保審判得以“順利”進行，這樣大快人心的好事，何樂而不為？
    話說到這份兒上，難免有人會指責我回避李莊律師犯罪的客觀事實。現在我就談談李莊律師的“犯罪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未經人民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個表述就無罪推定原則，這里面包括兩個概念，一是，只有人民才有權認定一個人犯罪。二是，只有依據生效的刑事判決才能認定一個人有罪。現在李莊律師只是被采取了逮捕的刑事強制措施，案件尚在偵查階段，其訴訟身份是犯罪嫌疑人，依據法律規定，他還不能被確定犯罪，只是有犯罪嫌疑被羈押，并無生效的刑事判決予以認定。“律師造假門文一”中所描述的“犯罪行為”尚不能成為犯罪事實，目前僅僅屬于案件的證據材料，想成為法律上認定的犯罪事實，還有很多司法程序要走，而在“律師造假門文一”中，中青報已經把自己當成了，記者把自己當成了法官，在審判之前就對李莊律師的行為作出了屬于犯罪的結論，把案件中的證據認定為犯罪事實。我不清楚是中青報把自己凌駕于法律之上，還是中青報的記者對法律的無知？鄭琳記者是中青報法治社會部主任，自稱做新聞已有15年。應該說，一般記者都應該熟悉做記者的職業準則，鄭琳作為資深記者，更應爛熟于心。（套用中青報稿件中的話，不算抄襲、侵犯著作權吧？）但中青報卻提前對未審判案件進行媒體審判、媒體定罪，這點新聞常識也沒有嗎？
    退一步講，假定最終判決李莊有罪，難道這是中青報詆毀、侮辱全中國律師的理由嗎？一人做事一人當，不搞株連，如果李莊犯罪，他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這是基本常識。中國有十幾萬律師，任何人沒有說過律師隊伍里不存在個別敗類，記者界也是如此，但中青報還有那個可能根本不存在的重慶政法系統官員卻把中國律師界全部抹黑，全部歸類為尋找“潛規則”，按這種荒謬的邏輯，山西個別記者到煤礦收紅包、封口費，我們能不能推定整個記者界（包括鄭琳）都收紅包，記者采訪都是在尋找“潛規則”的機會？那么鄭琳到重慶的采訪是不是在玩“潛規則”？（假定這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重慶新聞系統官員提出的疑問）。

    2009年12月15日晚，我在網上找到鄭琳記者公布的郵箱，便把杭州陳有西律師（中青報為何如此詆毀律師？）、北京董剛律師（“律師造假門”：北京律師有話說）兩篇批評文章發了過去，16日凌晨我收到了鄭琳記者的回信，公布如下：
Re: 法治社會部鄭琳 收 看到兩篇批評你稿件的文章，轉給你看看。                 
時　間: 2009年12月16日(星期三) 02:26
發件人: "Lin Zheng" zhenglin313@gmail.com（注：鄭琳記者郵箱）
收件人: dihao2000 <dihao2000@126.com> （注：郝律師的郵箱）

    做記者15年，第一次稿件受到這么大的爭議。
    看網上的評論，重慶的網友多是一片叫好聲，一個網友說：“你們不是重慶人，不能體會我們對涉黑的痛恨和對打黑的支持。”律師則多是質疑的，很多也很激烈。還有平時彼此尊敬的同行一邊在網上罵我，一邊致電給我，“我不相信這是你寫的。”
    一個律師朋友給我打電話：“你知道我們的辯護權平時受到多大的侵害嗎？李莊案完全是對律師的打擊報復。”我知道律師的合法權益常常受到侵害，我做法治報道多年，也報道過很多這樣的事件，為保護律師的合法權益呼吁過多次，但到目前為止，沒有證據證明李莊是被打擊報復。
據我目前所知，李莊已會見他三次，不存在會見難的問題。退一步說，即使有會見難，也不能成為律師造假的理由。
    從我采訪的多位當事人及專案組提供的證據來看，證據鏈是完整的。有一位同行對我說：“李莊很可能是被刑訊逼供的。”我說：“我們可以這樣懷疑，但需要證據。”
從目前來看，支持的也好，反對的也好，多是從情感出發，從思維慣性出發。具體到李莊事件，我認為，我們應該回到事實本身，回到證據。
    大家的情感反映我都能理解，但我認為我們需要厘清的是，一個律師的造假行為不代表律師都是收黑錢的。任何一個行業都會有無良的人，我們應該警惕這種思維，一個個體越界，不代表整體都被羞辱，一個健康的群體，應該理智地和無良的個體切割。如果行業里有一個人被曝犯規，大家都要撲上去解救，這種思維會破壞社會根本的公平與正義。
    那么，這個稿子里有沒有從專業的角度來看不夠完善的地方？回頭來看，我承認是有的。由于采訪時間非常緊張，由于截稿時間的紅線不能逾越，很多我們已經采訪到的事實沒有時間寫進稿件，還有一些當事人還在繼續采訪。在稿件見報，網上一片爭議聲時，我和我的同事們仍在繼續采訪，得到更完整、更具體、更充分的細節。新聞不是一次呈現所有事實的，因為事件本身仍在發展進行，新聞是逐步呈現真相的。但是，已經見報的第一篇稿子，的確有些地方用詞不當，有些地方對信息來源的交代不完整。即便時間緊張，也應該做到更好，這是我的疏忽。但這是表達上的問題，而不是事實的問題。 鄭琳

   16日，我又看到了鄭琳記者的一篇新稿件“北京調查涉黑案律師造假案 當事人自稱無罪”（ 即“律師造假門文二”）。
   針對鄭琳的回信及“律師造假門文二”，我還要說幾句。在回信中鄭琳記者說：“據我目前所知，李莊已會見他三次，不存在會見難的問題。退一步說，即使有會見難，也不能成為律師造假的理由。”
李莊律師會見被告人三次是不假，但律師是在非法監視下的會見，鄭琳記者以為律師會見就是為了看到被告人吃胖了還是瘦了？只要見到了就不是會見難嗎？
   《刑事訴訟法》規定，在偵查階段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可以派員在場，這是法律明文規定，對此律師無權反對。在審判階段律師會見偵查、檢察、審判機關無權派員在場，看守單位也只能在“看的見聽不見”的范圍內來保護監所秩序，但律師在審判階段會見被告人，專案組竟然派員當場監視，還錄像，公然違法妨礙律師辯護權。《律師法》規定，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律師造假門文一”中寫道：“其實，在龔剛模按響報警鈴之前，律師李莊等人違法操作、妨礙正常司法的行為已引起相關部門的警覺，巡查民警多次批評和警告，李莊仍置若罔聞，看守所依法作了詳細記載。”
    李莊律師會見被告人時的談話內容相關部門是怎么“警覺”的？巡查民警又是依據聽到的什么內容對李莊律師多次批評和警告呢？看守所依據的什么法律“依法作了詳細記載”呢？記載的內容是什么？
法盲的可笑之處就在于把錯的當對的來宣揚，把違法當機智來褒揚。
    在cctv問了鄭琳記者是否采訪了李莊本人后，鄭琳記者在重慶又進行了采訪，這次采訪了李莊律師本人（很順利！但不知有沒有讓李莊律師看鄭琳記者的第一篇稿子）。
   “律師造假門文二”中寫道：“中國青年報記者今日采訪了批捕李莊的重慶市江北區人民副檢察長陳久紅。“批捕李莊依據的是《刑法》第306條，‘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陳久紅檢察官說。中國青年報記者問：“李莊和龔剛模會面中的情況，是不是通過監聽、錄像等方式獲得的？“不是。是龔剛模個人檢舉，之后經其他證人作證形成的證據鏈。”陳久紅說。”
    鄭琳記者在給我的回信中說：“由于采訪時間非常緊張，由于截稿時間的紅線不能逾越，很多我們已經采訪到的事實沒有時間寫進稿件，還有一些當事人還在繼續采訪。”看來采訪時間緊張，截稿時間的紅線不能逾越的重要性要比一篇內容存在嚴重錯誤文章發表后對全中國律師的傷害更重要。
至于問副檢察長是不是通過監聽、錄像等方式獲得的證據，副檢察長回答：不是。
    其實這個問題根本沒必要問了，“律師造假門文一”中早已不打自招了。我覺得這不像是采訪，倒像是在演雙簧。此地無銀三百兩、欲蓋彌彰、越描越黑這三個成語用在這里不知道是否貼切？
    鄭琳記者的回信中說：“如果行業里有一個人被曝犯規，大家都要撲上去解救，這種思維會破壞社會根本的公平與正義。”又說：“那么，這個稿子里有沒有從專業的角度來看不夠完善的地方？回頭來看，我承認是有的。”，“已經見報的第一篇稿子，的確有些地方用詞不當，有些地方對信息來源的交代不完整。即便時間緊張，也應該做到更好，這是我的疏忽。但這是表達上的問題，而不是事實的問題。”

    這種輕描淡寫、偷換概念的歉意，我堅決不會接受。全國廣大律師聲討的不是稿件在那個某一兩句外行話，而是中青報兩篇文章對律師制度、律師隊伍的侮辱和詆毀。從鄭琳記者的實際行動中，我們也沒用看到她的道歉，“律師造假門文二”中，以及中青報網站上發表的“法律專家：辯護依據只能是事實和法律”（實習生 繆媛 本報記者 王俊秀 楊亮慶）等文章中，中青報強調的是自己對李莊“犯罪事實”認定有多么的正確，多么的準確，而沒有對他們詆毀、侮辱整個律師隊伍的行為進行反思和道歉。鄭琳記者甚至把律師界對其錯誤觀點的批評，理解為全國律師去撲救犯規的同行，是在破壞社會根本的公平與正義。鄭琳記者繼續強調存在的問題是疏忽，是表達上的問題，而不是事實的問題。說明她還沒有認識到或者不愿意承認自己的錯誤。關于事實的認定，本文已在前面詳細論述了，不再重復。需要提醒鄭琳記者的是，作為一名法治記者，應該是一種法律的思維，不能把自己當成法官，媒體不能成為，更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去確定一個法律事實和法律結論。

    打擊組織、領導、參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我們通俗的成為“打黑”， 不僅是重慶的“打黑”，全國各地的“打黑”，律師界和全國人民都是擁護的，“打黑”及打擊其他各種犯罪行為都是一個依法辦案的過程，不能說只要是在打擊犯罪，律師就不能對辦案中違法行為予以指出和批評，媒體也不能把辦案中的違法行為當成對的來褒揚。
    按照我國 《憲法》制定的框架，公安機關依法偵查、檢察、依法獨立檢察、審判，不受任何單位和個人違法干預，應各司其職，現在公檢法共同成立專案組，一塊兒辦案，“聯合”、“統一認識”的問題解決了，相互監督怎么辦？居中公正裁判怎么辦？從偵查立案就高度“統一”了，還走審判程序干什么？

    今天看到了中青報獨家專訪并高調推出的重慶律師吳家友一封公開的《悔過致歉信》。吳家友也是本案中被捕羈押的犯罪嫌疑人，竟然在看守所可以通過中青報發公開信，想請問一下，中青報也獨家專訪了犯罪嫌疑人李莊，李莊有沒有權利通過中青報也發一份公開信？

    今天還看到了鄭琳記者發表的“重慶警方：查明李莊四方面違法違規證據”一文，其中，第一是“向龔剛模宣讀同案犯筆錄”。據警方調查，李莊在11月24日會見龔剛模時，“將兩至三份犯罪嫌疑人的筆錄念給龔聽。”
    《保密法》規定，國家秘密包括符合本法第二條規定的下列秘密事項：（六）維護國家安全活動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項。刑事案件進入審查起訴、審判程序后，律師有權合法的看到案件卷宗材料，這一點和偵查、檢察、審判環節的辦案人員一樣都是合法的看到。   
    陳有西律師說，律師在開庭前會見被告，可以向被告宣讀其本人原先的口供、同案其他人的口供、其他的律師已經調查到的證據，進行事實核對和鑒別，從而形成自己的法律判斷，作出有罪還是無罪、認定還是否定、確認某情節還是否認某情節的辯護思路，決定是有罪辯護還是無罪辯護、是無罪辯護還是從輕辯護，寫出辯護詞。如果不進行這一程序，律師無法上庭辯護。因為公權力偵查三個月半年，是單方對被告，并無律師在場；律師不核實就匆忙上庭，無法履行辯護職責。法庭上是法官駕馭審判，可以隨時打斷，不可能由律師自由、充分、全面地向被告進行核實詢問，只有事先進行。所有辦刑事案的負責任的律師，這個工作都是必須做的。根本不違規，更談不上犯罪（見 2009年12月16日陳有西：初步可以判定李莊無罪 一文）。陳有西律師這一觀點，我是贊同的。
    我要說的是，《保密法》調整、約束的對象不僅僅是律師，對任何公民、組織都有約束力，包括專案組和記者。如果李莊律師在辯護工作中向被告人透露案件證據材料是違法違規行為，那么中青報鄭琳記者的文章中大量引用犯罪嫌疑人李莊涉嫌偽造證據、妨礙作證罪一案中的證據材料，并在報紙上公開披露，也是違法違規行為。保密工作的原則是，不該說的不說，不該聽的不聽，不該看的不看。李莊涉嫌偽造證據、妨礙作證罪是正在偵查的案件，首先別人不得違法的把正在偵查的案件中的證據讓你看，別人給你看，你也不該看。別人給你說，你也不該聽。給你看的人，給你說的人，也沒有突破《保密法》的權利。你看了，聽了，并在報紙上公開披露，是違法犯罪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專案組和記者也不能例外。

    結束語：中國是一個經歷了幾千年封建歷史的國家，民主法治的進程可謂任重而道遠，對律師制度的抵觸、對律師工作的不理解存在于許多人的腦海之中，而且根深蒂固。甚至一些人可笑的認為律師是為壞人說話，律師都是壞東西，我想當這些人本人、親朋被指控犯罪的時候，他們會知道自己錯了。
我的這篇文章也會被一些人理解為“兔死狐悲 物傷其類”的哀鳴。任何職業、任何人都要受到監督，律師、記者、公檢法機關概莫能外，我作為一名律師，我愿意接受這種監督，但我不歡迎帶著有色眼鏡的，對法律無知或一知半解的人打著監督旗號進行的詆毀和侮辱，更不歡迎自我感覺可以凌駕于法律之上的人的敵視。真正害怕監督的是想凌駕于法律之上，天天想著如何監督別人，而自己不愿被監督的人。老天爺沒有給我們律師這樣天生的優越感。
    我認為法律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我也只是這門學問中的一個學子而已，不敢以大家、獨家自居，更不敢不懂裝懂，肆意雌黃，之所以今天敢于寫下這些粗糙的文字，是中青報給了我一次不得不說的機會，在此表示感謝。本文中如有文筆不當之處，請斧正。
    我的要求：請《中國青年報》端正思想、反思錯誤，鄭重向全國律師界公開道歉。